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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北大会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

时间:2019-07-17 01:15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许多师生有时代使命感,关心国事。新文化运动时,蔡元培出任任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任新旧各种思想在这里充分发挥、碰撞,再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许多师生有时代使命感,关心国事。新文化运动时,蔡元培出任任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任新旧各种思想在这里充分发挥、碰撞,再加上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杂志也在北大师生之间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所以成为了运动的中心。

  展开全部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时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1912年改为现名。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促进了北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她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文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特别是其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求实创新的学风生生相息,代代相传。在北大光辉的历史上,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是其重要的一幕。

  展开全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 ,使当时主张教育救国与文化救国的思潮在北大相汇合。北大通过蔡元培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 ,迅速出现崭新的面貌 ,而其最主要的则是形成科学民主的校格、健全奋斗的人格、开新向上的学格与个性自觉的群格 ,从而使北大在教育上、思想文化上处于第一提琴手的位置 ,进而在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中 ,水到渠成地成为中心与主导者。在回顾北大与五四运动关系时 ,注意寻本溯源 ,探讨更为内在的联系 ,对于理解当今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当更有意义。

  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起至蔡元培莅任前10余年间,特别是蔡元培执掌教部以后的五六年间,固不能说没有进步,但是,其进步终究有限,并未能脱出封建学衙式的旧窠臼,以致在蔡元培接任前也认为:北大“声名狼藉”,有所顾虑。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於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终南捷径也。”12 因此,学生在校不专心学问,而是汲汲於权欲名利,等待混到文凭了事。非常明显,如此学生,如此北大,怎能表率群伦,有所作为?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此种状况,恐怕即使其后发生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也很难想像会有其后那种震撼世界的五四活报剧。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之所以具有那麼高的威望,起到那麼大的作用,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而是蔡元培领导的革新和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结果。正是这两者的合力,才使在突然而至的巴黎和会消息面前,北京大学才有条件几是水到渠成地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对於北大来说,最值得纪念的应并不是五四运动本身,13 而是那种使北大能够水到渠成地适应社会与历史需要的那些更深广的源头和更本质的精神。这种更深广的源头与更本质的精神,是由蔡元培校长为首的以北大精英集团为中心的全体师生经过历年的共同励行培育而开发形成的,它对北大以至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是更有深远的意义,是北大更宝贵的传统和精神财富。为了表明其形成的背景,简称为“五四”传统当然亦可。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只能是特定,表现或发挥这种传统与精神本质的某些方面,而不可能是其全部。过去,往往以部分代整体,以特殊代一般,我认为是并不恰当的。

  蔡元培的革新和他支持下的新文化运动,足为五四运动以及北大此后发展的更深广之源和更本质的精神究竟是什麼呢?这自需要人们不断地去思考和探讨,但从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其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来看,此时北大确已形成新的素质,确已在学术上、思想文化上、社会活动上具备成为人们信仰中心的条件。这种条件,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蔡元培要把北大办成什麼样子?其理想目标是什麼?他所要确定的校格是什麼?简言之,我认为就是“高”与“大”两者。所谓“高”,是指学校在德、智、体、美而尤其是在学术上的水平;而所谓“大”,则是主要指各种人才和学术的包容性。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当时北大所追求的标准和校格,是它在中国和在世界所要追求确立的地位。

  北大的前身,由於其是国立钦定的京师大学堂。论高,当然也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蔡元培所求的北大之高,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主要在学术上的水平应该是高而且深的。他在就职演说中首先提出的是要“抱定宗旨”,这就是“先知学校的性质”。他强调:“大学者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4 因此,它决不应是官、商的养成所,也决不是一般的只获得某种工作与养生技能的专科学校。蔡元培正是根据这个格和标准,去寻求相称的教师,去招收相称的学生,去规划学科的设计与建设、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训练与培育,而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种世界第一流的水平,按他所考察和所熟悉的标准,首先就是比肩於柏林大学。

  为了达此目的,他说:“我对於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北大之所以为大的最根本条件和保证。蔡元培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15 蔡元培这种在学术上力求高深与在人才、学派充分自由发展、兼容并包的方针与实践,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原则在学校教育上的最切实的体现。蔡元培在整个学校管理上实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不搞集中於一,大权独揽,这同样是浩然之大。离开真正的科学民主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高”与“大”,“科学”与“民主”,实际也就是北大的校格,这就是北大在五四时期崇高地位的根本源头。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曾以一些人人格有亏而受訾议於当世。极为重视塑造北大新人格,是蔡元培革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特点,简言之,则是健全与奋斗。所谓“健”,首先是抵制和清除封建遗毒和不良习气。所谓“全”,则是适应与满足现代人生知、情、意的需要。在此方面,蔡元培始终颇费心血。

  在就职演说中,蔡元培在要求学生抱定宗旨、端正人生趣向的同时,要求必须“砥砺德行”,要抵制清除种种卑俗、自侮有害的思想行为,首先是克服将升官发财作为人生的目的。他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也就是让学生真正认清:“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16 他要求学生“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足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17 他认为:“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8 於是,他继而发起成立“进德会”。将“不嫖、不赌、不聚妾”三戒作为甲种会员;另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作为乙种会员;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作为丙种会员。蔡元培认为,这既可以“绳己”,又可以“谢人”,更可以“止谤”。19 这对於在社会上树立北大形象、挽回北大声誉是最关重要的。

  从要求师生人格“健”的方面说,《进德会》已是很严的。但是,如果仅限於此,则不免有些偏枯与消极,既不可能为多数人所长远奉行,亦不能完全体现人生意义与现代社会对於人的需求。所以,蔡元培又极力倡导美育与其他多种高尚的文体活动与社会活动,以达到健与全的统一。

  和蔡元培相比,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对於青年人格塑造就更偏重积极锐进方面。它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奋斗”。它要求青年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20 它强调:青年们“立功立德,首当辨此。”否则,一切都是奴隶身上的点缀品。按照这一根本标准,它带领青年进行思想与文化批判,敢於冲决一切封建罗网,反抗强权。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21

  蔡元培对於北大的学术在空间状态的要求是“高”与“大”,而在时间状态上则要求“新”。他总是反复强调,“科学的研究”,“是本校的主旨。”对这个“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22 他强调:“教授及讲师不仅仅是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於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23 为了使北大在学术上“不断更新”,他激励人们在精神上确保上进。他曾说:“学生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他要求学生学习法、美、英、德诸民族性之长,“养成”这种精神。24

  北大师生在学术上的开新向上情况,人们从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北大月刊》、《新潮》、《国民》等刊物上的成果不难得出结论。这就是北大学术品格的最光辉的表徵。也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他甚至说:北大尽管为此遭受“许多暗算”、“谣言”的伤害,师生也“逐年地有些改换”,“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25 而蔡元培最反对的学术状态,就是“专己守残”。26 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政治思想革命等,都是发端於北大。

  救国需要合群;国家盛衰,有赖於群治——这是本世纪初一些探索者早就曾提出的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却尚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较好方法。

  1901年,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只能受复专制,不能享自由。”他以所见的中华会馆为例,称其开会议事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像这种团体,自是专制之一种变形。另一种则相反,不是“有力者”操纵一切,而是由一些“无赖少年”、“群起鼓噪”,以致一事无成,这又是一种“暴民专制” 27 的形式。有这两种情况,中国又哪里有可能出现真正现代意义的群治?梁启超认为:“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但如何解决,他认为:“合群之德”,就是“以一身对於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28 简单化地以“绌身而就群”来解决国家之力的问题,当然也貌似有理,而且也有国家搞过,并曾收一时暴效。这自然是20世纪的法西斯。其实,清王朝的教育宗旨就是把“忠君”与“尚群”放在一起的。那种“群”究竟是一种什麼东西,当可想而知。

  由蔡元培与《新青年》共同培育的北大群治观,这才把此种观念与实践都推进到一个新时代,而其核心,就是把这种群建立在个性自觉的基础之上。

  重视人的个性发展与自觉、与重视人的群体观念以及群体习惯能力的培养训练,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北大一系列现代意义的团体,都是由於蔡元培倡导或支持才出现的。例如,《新青年》团体,是他刚上任就从上海请到北大的。其后,则各种社团(包括各种学会等)纷出。例如,1917年3月,成立讲演会、评议会;4月,成立俭学会;11月,创办学生银行;12月成立书法研究社、体育会、小说研究会、雄辩会、教授会。1918年1月,成立进德会;2月,成立画法研究会、音乐团、美学会;7月,成立新闻研究会、救国会;10月,成立卫生学会;12月,出版《每周评论》、成立《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筹备全国专门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消费公社。1919年1月,成立教职工学余俱乐部;2月,成立健身会;3月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4月,成立留美同学会;等等。从以上所列举的不完全材料可知,在五四运动以前,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北大属於全校性的团体,(其中有的超出学校范围,但非全校性团体此处不列),究已呈现何种热烈的景像!这种景像,如果不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被唾弃、被批判、科学民主思潮的高涨,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而所有这些团体的出现,都不是以什麼先“绌己”为前提的。而是恰恰相反,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自觉为前提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团体才有活力和生命力。不管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对於新教育、新文化、培养新人才都曾有过不同的作用。

  在北大的学生群体中,“五四”前成立的最有影响的是《国民》社、《新潮》社与平民教育讲演团,它们的成立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对於《国民》杂志的创刊,蔡元培为之作序。他认为:按北大学生之“义务”是“在求学”,其天职应在“研究高深学问”,并不应该办这个刊物。但是,现又“以牺牲其求学之时间与心力,而从事於普通国民之业务”,实在是“迫於爱国之心,不得已也。”在当时,大多数国民对国事是“漠然”状态,而一部分“有力者”也即掌权统治者,则又“日以斫丧国家为务”,故在此时只能靠少数爱国家的学生起来奋斗。也就是说,这完全是出自於学生的个性自觉。蔡元培叮嘱他们,务必“副学生之人格”,即(一)正确;(二)纯洁;(三)博大。而在“博大”之中,蔡元培提出:要“积小群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准。”而大群利害的标准,既不是某个领袖个人的权威地位,也是不某个特殊集团的利益,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与国家一致的人道主义的原则理想。他说:“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29 因为,国家主义这种东西,正是刚刚失败的德意志所奉行的东西。

  在蔡元培教育思想中,更著重的是培养学生的自觉、自立与自治,而不是简单的服从与纪律。“五四”以后,北京军阀政府时时把压制管束学生放在首位,大叫要“整顿学风”。但即使如此,1920年开学,蔡元培仍特别“望大家励行自治”,“以身作则”、“各自检点”。“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互相管理,不要如从前样子,定要学监、舍监等来管才好。”30 从根本上说,蔡元培是主张“大学独立的。”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的责任;不能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著重指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煞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政策是求近功的。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党以外。”31

  从北大看,此时期它的所有社团,都是在个人充分自觉的基础上结合的,是体现个性与群性的均衡发展的。这也正是北大社团群体的特殊可贵的品格。这个品格,是此后在五四运动中能够经受严重风浪考验、担当大任的重要条件之一。

  北大在形成了上述一些基本特点后,它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应该说,已是水到渠成了。

  蔡元培对於北大的革新以及其所支持的新文化运动,当然不仅仅为了“五四运动”的需要,而是为中华的振兴发展立长久之基。但是,突发的五四事件,却确实展现了北大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成果。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简单地说,它是这场运动的中心和主导者。北大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实践所证明的。在此,本文只能略述其若干主要之点。

  经几年努力,至“五四”前,北大已经成为我国真正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文化中心。这里不但有世无其匹的第一流的校长,而且有第一流的启蒙思想家、文化精英与著名教授。在学生中,也出现一批精英人物。他们的成果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已对全国人民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与号召力。

  1919年3月,林琴南攻击北大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公言报》、《神州日报》也都大造谣言。这是封建守旧势力对於北大革新与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反扑。蔡元培随即予以有力驳斥,32 全国知识界也予纷纷声援,终於使这次进攻灰飞烟灭,使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大张,提高了社会对於北大的信任。

  1918年5月,为反对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卖国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归国代表团李达、王希天、龚德柏等到北大与许德珩、邓中夏进行联络,由北大带头,发动组织了两千余名学生,向总统总理请愿。如此巨大规模的请愿虽然未达到目的,但它进行的本身就是次年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

  此次请愿失败后,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嶷等继续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成立了“学生爱国团”,因爱国一词在当时被认为有民族狭隘性与落后性,才改为“学生救国团”。他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编辑出版《国民》刊物,明确提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他们又派许德珩、易克嶷到天津、武汉、九江、南京、上海进行联络,学生界的活跃人物差不多已联成一气,甚至与孙中山、冯玉祥也有联系。1919年春北大成立了学生会,“学生救国团”一起加入,成为其中骨干力量。这实际上又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始终处於中心的地位和起著主导的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学校或团体所无可代替的。在这里,仅约略举其要者。

  巴黎和会开幕不久,1919年2月5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在法科礼堂集会,当场举出干事十余人,分头联合各校学生,致电中国出席和会的五位专使,“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33

  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於5月1、2日传出后,《国民》杂志社即已决定策划组织“五七”的示威游行。5月3日,许德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知道国务院已密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立即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开会。蔡元培亲临讲话,谓:“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会议遂决定於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全体学生大会。届时,北京高等师范,工专、医专、法专、农专、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学校也派代表参加,法科学生廖书仓任主席,文科学生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学,会场气氛十分悲壮。邵飘萍报告形势后,学生们争相演说,形成一次誓师的动员会。决定於5月4日各校齐集前,举行示威游行,随即分头连夜做准备。很显然,如果没有蔡元培和北大学生的如此迅速的激烈反应,至少5月4日的示威是不会发动起来的。

  三千余人的前的集会与游行,由《新潮》社的傅斯年担任总指挥,会上宣读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沿途又散发了由《新潮》社的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一万多份。《宣言》中说:“夫至於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於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露天讲演,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34 《通告》中说:“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35 这两个材料,实际是由北大带头发出表示全国人民意志的最强音。

  为了使爱国运动推向全国,北京学生联合会推选北大学生许德珩、黄日葵为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宣传呼吁。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许德珩等在会上演说,会后成立了各马路联络会。6月6日,上海商、学、工、报四界召开联合大会,许德珩又在会上报告北京情况。此间工商界终於“一律罢市,与学界一起进行。”表示“誓不反顾“。

  6月9日,在北大倡议下,在上海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事务所。6月16日,在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北京的学生代表11人,其中北大代表3人,即许德珩、黄日葵与段锡朋。其后,各地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北大既为“戎首”,北京政府的与迫害就以它为主要目标。而最为狠毒的,则是逼走校长蔡元培。北大师生不仅在“抗恶”、“去恶”上表示出坚强的意志,而且在挽蔡与“卫善”上也表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识破反动政府各种阴谋诡计,不怕反动政府的军警刺刀,枪炮、马队以至扬言要烧杀,不怕反动政府的训令,监狱、法庭,不怕拷打,饥饿和一切折磨,真正是做到为真正与正义“威武不能屈”。他们在反动派的中,北大所受的痛苦与牺牲也最大。例如:

  在6月3日的演讲中,学生被捕达一百七、八十人,而北大的学生则占百分之七、八十。

  24岁的文预科学生郭钦光抱病参加游行,又被军警欧伤,吐血致死。这些都是突出的例子。

  但是,北大在全国各界支持下,终於使五四运动取得胜利,蔡元培领导的北大革新和《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成果,在五四运动中大放光辉,得到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经过五四洗礼的北大学生,在20世纪的中国舞台上,起著这样那样的不寻常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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